近日，我偶尔翻开家里抽屉的一本小相册子，发现里面夹着一摞全国粮票。

我拿出其中一张 1966 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发行的五市斤全国通用粮票。票据六七成新，在相册里被压得平整硬朗，没有折痕。粮票正面顶部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全国通用粮票”，左侧是一副水库大坝和输电电网的图片，右侧有“伍市斤”、“1966”的字样，右上角还有一个阿拉伯数字“5”。背面写着：

　　一、凭本票在全国范围内，可购买粮食制成品及各种粮食。
　　二、购粮时，按当地粮食部门规定的供应品种购买。
　　三、本票面额为成品粮。
　　四、本票不准买卖，涂改无效，遗失不补。

看到这些粮票，我记忆的闸门瞬间被打开，小时候缺衣少粮的艰难情景历历在目。

为填饱肚子，我利用周日在家的时间，到稻田里捡稻穗，到沙地里找花生，到远山上掰竹笋，到田野里抓青蛙。为了能在学校挨过一星期，我用布袋子背上大米，干红薯丝，黄豆，干盐菜，萝卜干，在学校蒸饭吃。为了扛过一个星期天，忍着饥饿，用五分钱和二两粮票买一个馒头，分开来，吃一天。

那时候，在街上买馒头买米饭，除了要钱，还需要粮票，没有粮票，即使有钱，也买不到任何食品。对于我来说，这是极其难办的事情，因为家里很少能弄到粮票。那时候的粮票跟人民币是一样的地位，几乎一样重要。

粮票是 20 世纪 50 年代至 1985 年中国在特定经济时期发放的一种购买粮食的凭证。

中国的粮票种类数量有“世界之最”之称，分为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全国粮票由国家粮食部发行，地方粮票由省市自治区级粮食部门发行。全国 2500 多个省市县，还有一些镇、乡都分别发放和使用了各种粮票，实施粮食的计划供应。还有一些大企业、厂矿、农场、学校、政府、机关等单位，也发行自己的内部粮票，控制食品的消费数量。

全国粮票是指全国通用粮票，不论你走到什么地方，都可以用此粮票购买粮食用品，包括食用油。

地方粮票是在六、七十年代粮食供应紧张时期，国家为避免不法之徒跨区域倒买倒卖哄抬物价以至饿死人的现象出现，不得已出台的各地发行各自的粮票。老百姓按人口领取后凭票就可以买到平价的口粮。地方粮票由各省、市、自治区粮食局印发，在地区范围内使用。

当时，一些有单位的人要是出差或探亲到外地，一定要用地方粮票换上一定数量的全国粮票才能出门，否则无法用自己住地的粮票购买出差所在地的食品，甚至去当地的食堂吃饭都没办法。

粮票面额各地不一，一般有 1 市两、2 市两、5 市两、1 市斤、2 市斤、3 市斤、5 市斤、10 市斤等几种。

粮票是所谓“吃商品粮”的人口才会有的，也就是具有城市户口的人才会有。农民不一定都发粮票。农民分为种粮的和非种粮的。种粮的自留口粮，没有粮票。非种粮的要发粮票。我老家村子里的人都自己种粮，会留有余粮自己吃，就没有粮票了。

当时的农民都很羡慕“吃商品粮”的人，也都很重视粮票，觉得粮票很金贵。经常有郊区的农民背着自家生产的鸡蛋到城市里走家串户地换粮票。这是当时的农民获得粮票的重要途径。

我在阳新县潘桥乡潘桥中心中学和大冶县大簊铺乡后畈中学上初中时，都是从家里背了大米、干梅菜、干黄豆之类的，在学校蒸饭吃，不用买饭票，所以不用粮票。

1985 年，我到大冶一中上高中时，学校不再像初中时那样，可以自己带大米到学校蒸饭，而是需要购买学校食堂的饭票，然后凭饭票买饭。购买学校饭票需要粮票，需要的是湖北省粮票，或者全国粮票，导致我经常为粮票发愁。

村里有一位跟我同辈的大哥，年长我许多，当年在大桥粮食代销店工作，属于城镇户口。他不种粮，每月可以领取粮票。他家可以用钱和粮票在离村子不远的太桥粮店买大米面粉之类的粮食。而实际上他家里其他人都在村子里种粮，所以也可以分到生产队里的粮食。他可以回家吃饭，不用购买粮食，于是他家就剩下了很多粮票。而且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他有好多全国粮票。

于是，母亲就跟他家商量，用大米、黄豆或者绿豆什么的，跟他们家换取粮票，给我拿到学校去买饭票。

他有个儿子，小名儿叫大牛，为了有钱买零食，经常私下从家里拿了他父亲的粮票，卖给我家。我记得是全国粮票一斤一角五分钱，后来大牛也不知道从哪里得到消息，说太便宜了，硬是要涨到一斤近五角钱。

老家农村的每个家庭的日子都很艰难，而且家家都几乎没有粮票。当时，大冶一中有好多像我这样找不到粮票买饭票的学生。学校也看看到了这个困难，于是 1985 年下半年起，学校允许农村的学生从家里拿了大米，来学校换取饭票。每斤大米再加上一两角钱，就可以换一斤饭票。

这可解决了我的一个大问题。

我还记得，大概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村里每年都会来工作组，专门有上面派下来驻村驻队的工作组干部，也就是村里人说的“吃商品粮”的人。那时候，村里已经取消了大食堂，外面也根本没有饭馆，生产队就每天安排这些工作组的干部轮流到每家吃饭，每家派一天饭。

我家也轮流到接待过这些干部。虽然生产队和工作组说是吃喝跟每家一样，不用特别准备。但是，出于对工作组的尊重，或者出于各家之间暗自较劲和对比的心理，每家还是非常谨慎和认真地为工作组干部准备每一顿饭。母亲会专门腾出时间准备每顿饭，至少在食物花样和品质上，会比家里平时吃得好得多。

我家接待工作组干部的时候，都是单独端上饭菜，让工作队员先吃，等他吃完了，我们家再围在一起吃饭。

吃完了每顿饭，干部会从中山装上衣口袋里拿出三两角钱和半斤八两的粮票，压在海碗底下。母亲有时候见到干部拿出钱票，会推辞说，XX 同志，不须得，不须得，驼倒走啊（XX 同志，不必要的，不必要的，拿走吧）。

那人也会坚持，说，这是规定，都是这样的，不给钱和粮票不能的（不行的）。

母亲便收起那些钱票，搁起来。那钱平时就给花了，粮票暂时没有用处，就一张张展平了，摞在一起，搁在五斗柜上面的梳妆匣子里。

我上小学的时候起，家里大哥弟弟和我，经常利用暑假，晚上提了从赤马山矿工手里买来的电石灯，也称为嘎斯灯，去稻田边捉青蛙鳝鱼，逮甲鱼乌龟。然后，一大早，步行几十里地，把青蛙鳝鱼甲鱼乌龟背到我外婆家附近的赤马山铜矿家属区，卖给那些旷工家属。

那些家属有时候也会给一些粮票抵钱。那样，青蛙鳝鱼甲鱼乌龟就能稍微便宜一些。

母亲也照例收起这些我们兄弟几个从赤马山带回来的钱票，摞在一起，搁在五斗柜上面的梳妆匣子里。

后来，这些粮票都给了我，用作大冶一中读书时头一年的购买饭票。

我最后一次去赤马山矿区卖鳝鱼，是在 1988 年夏天暑假，高考结束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之后。

当时，我应那个买鳝鱼的老大爷的要求，随着老大爷一起，把鳝鱼送到了他家门口。

老人非常感激我，给我钱的时候，随口问了我一句，你抓鳝鱼，不读书不做暑假作业吗？

我回答他，我高中毕业了，该上大学了。

他很吃惊，看着我褴褛的衣衫和挽起的裤脚，说，啊？上大学了？你考上大学了？哪个大学？

我一一回答了他。

临走前，老人特意给了我四张五市斤的全国粮票，说是以后去学校可能会用到粮票。

其实，那个时候，粮票已经开始退出市场了。但是，我还是非常感激那位老人，连声说谢谢。

我把粮票带回了家，交给了母亲。母亲还是把粮票摞起来放进五斗柜上面的梳妆匣里。

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田地包产到户，农民种粮积极性极大提高。而且，我们老家跟全国一样，开始推广种植杂交水稻，水稻产量大幅度上升。1985 年起，国家粮食市场放开，粮食像其他商品一样，可以不用凭粮票供应了，可以直接用钱自由购买了。不久，大概在 1986 年，湖北省就全面放开了粮食供应。也就是说，只要有钱，全省各地任何人可以随便购买粮食了，不再需要凭粮票了。

从此，我也不需要到处去找粮票来买学校的饭票了，在街上买面条包子也不需要粮票了。我在大冶一中后两年的学校生活，就变得轻松了许多。

随后，离村子不远的那个太桥粮店也慢慢地失去了收受公粮和控制粮食出售的功能，最终不复存在。名字也改为了太桥代销店，相当于现在的小超市。那里粮食品种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只要有钱，不用粮票就能随意购买。

随着粮票用途的越来越弱，连那些让我羡慕的全国粮票，也最终变得一钱不值了。之前，从大牛那里买的全国粮票还有几十斤没有用完，还有那位赤马山老矿工送我的那五斤全国粮票，也没有用掉，我都给收藏了起来，夹在一本笔记本里。

我把这本夹着粮票的笔记本带到了重庆，后来又带到了北京，后来就不知道怎么放进了这个小相册子里了。

这些粮票虽然再也排不上用场了，但是这些粮票见证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历程，也见证了我初中高中时的艰难生活，成为了永恒的记忆和纪念。

（2022 年 5 月 4 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