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家在湖北省阳新县一个偏僻的村子里,那里低洼处有很多水田,山坡上有很多旱地。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水田里每一年都要种植两季水稻,旱地里每一年里的第一季种植小麦,第二季种植红薯。
于是,每年就少不了犁田耕地的重体力农活。
1980 年以前,生产队里集体养有好多牛,用来犁田耕地。1980 年以后,田地包产到户,那些牛也被分到了各个生产小组。后来,小组里这些牛不够用,而且慢慢地那些牛也有老有病了,各家各户于是开始自己买牛犁田耕地。
老家的牛有两个品种,水牛和黄牛。水牛的皮毛灰黑色,牛角长而且弯曲,喜欢泡在水里,或者在泥潭里打滚,身上经常沾满泥土,显得不干净,主要用来犁水田。黄牛的皮毛棕黄色或者棕黑色,牛角比较短而且不是很弯,不喜欢泥水,毛色光滑发亮,感觉干净很多,主要用来耕旱地。
不论是水牛还是黄牛,除了犁田耕地,还承担驮重物,拉板车之类的,似乎没有它们干不了的重农活。它们默默无闻,任劳任怨,就像家庭成员一样不可或缺。
对于当时村里的每户人家来说,一头牛也是一笔值得骄傲的巨额财富。一头壮年的水牛或黄牛,大概可以值到 800 到 1000 块钱。当时,普通稻谷的价格仅仅是八角钱一斤,每一亩稻田一季下来,按照最好的收成亩产 800 斤计算,也就是 640 来块钱,还买不到一头牛。
有句俗话,“再饿不杀耕地牛,再穷不杀看门狗”,说的就是一头牛的功劳和价值在一个家庭当中的地位和重要性。
村里有一两位懂牛的男人,帮人牵线买卖或者交换耕牛,村里人称他们牛经纪。他们会观察各家的牛的状态,分析各家对于耕牛的需求,张罗村里人家之间耕牛的买卖或交换,从中赚取佣金。
在我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父亲花了好几百块钱和两担稻谷,换来一头黄牛。这头黄牛大概一两岁,还没有穿鼻子,只是用竹子做成两块夹板,套上绳子,固定在小牛的脸颊两边,用来牵牛。老家把这种牛称为夹板牛,意思是没有成年的牛,不能穿鼻子,不能用来犁田耕地。
这头黄牛,四肢壮实,皮毛光亮,看起来充满活力,大概再养一年半载就可以用来犁田耕地了,会给家里省很大事儿。
父亲把这头牛视为珍宝,每次我去放牛前,父亲都会特别嘱咐我,从牛栏牵出来的时候,先要牵着这牛去村里正屋前的门口塘,让它喝水,然后牵到村后的山上那些有嫩草的坡上,让它吃饱。接近中午的时候,要把牛系在有树荫的地方吃草,不能晒大太阳。午后牵回来进入牛栏前,还要在门口塘让牛再喝一次水。
冬天的时候,父亲会特意给牛栏铺上很厚的稻草,每天都会提醒我们给这黄牛添加饲料,必须是晒干的麦草或者晒干的第一季水稻的稻草,因为这两种作物的干草没有农药。不管天热天冷,父亲都会经常打扫和清理牛栏里的牛粪,让牛栏的地面保持整洁干燥,绝不会让这黄牛受罪。
春、夏、秋季的周日,学校放假的时候,或者暑假里,家里基本不让我下地干农活,做饭和放牛是我要做的主要的事情。
牛的食量太大,吃饱一顿几乎要花大半天时间。我每次放牛,不太有耐心,不会像村里人那样站着牵着牛看着牛吃草,那样很无聊很累。
我经常会把这头黄牛牵到山坡上,系在低矮的树桩上,让牛以树桩为圆心转着圈吃草。我却躺在树荫下,或者看书,或者眯着眼睛睡觉,或者充满幻想地盯着天空,眼睛随着白云缓慢地移动,想象着云团看起来像什么动物,或者想象着自己能踏上云朵飞到很远的地方去。
隔一段时间,黄牛吃光了树桩四周的青草,我就解开绳子,把牛系到另外的一处草地上。
有时候,牛绳子会断,黄牛会跑去吃生产队的稻谷苗或者红薯藤,或者去吃村里人家自留地里的庄稼。生产队或者村里人家会去家里告状,父亲就会骂我一顿,却从不责怪那黄牛。家里可能要被生产队里扣除工分作为赔偿,可能还要承诺村里人家等分到小麦或者稻谷以后,弥补他们的损失。
父亲于是提醒我,以后要牵着牛,不要离手,也不要在红薯地、水稻田的附近放牛,免得牛容易吃到庄稼,也免得牛跑丢了。
村里另外一家也十分喜欢我们家这头牛,撺掇一位牛经纪来说服父亲,要拿他们家的一头水牛跟我们家换,父亲一直不同意。
初中一年级那个暑假的一天,我从牛栏里牵出这头牛,想让牛去老屋山上吃草。从村口去老屋山要经过村子上头的那条小港,港两岸有一座不足一米宽的老石桥连接。我曾经见过村里的人也牵牛经过那条港,他们会牵着牛从村里人洗衣服时下到港里水边的那个坡道下去,涉过浅水,从对面港岸的坡道上到大路,去往老屋山那边。
我为了省事儿,不想从港下面的水里过去,想直接牵着黄牛经过那座老石桥。
我牵着牛绳,先走上石桥桥头,拉着黄牛,让牛过桥。但是由于桥面太窄,那牛在桥口颤颤巍巍,小心谨慎来回探着左右前蹄,就是不敢上桥。
我于是放长了牛绳,走到桥对面,使劲拉牛绳,那黄牛仍然害怕,一个劲地倔强地和我对着张紧了绳子,尽管夹板越来越紧地夹着它的脸颊,它还是不敢往前迈步。
我再次使了使劲,而且大喊着,上来,走,上来,走!黄牛终于上了桥。
但是,黄牛在桥面上还没走两步,就踉踉跄跄地晃悠起来,像喝醉了酒的人一样,一下子从石桥的左侧侧翻摔了下去,哐的一声,背部着地重重地砸在港里的杂乱的石头上,一动不动。
当时雨季已经结束,港里水不多,石头都露了出来。我听见黄牛砸出的那响声,看着那桥面离港底的高度,再看看港里那些光滑坚硬的石头,顿时觉得那牛一定摔得很痛,甚至可能背过了气。
港里正在洗衣服的几位大嫂,听到黄牛摔下去的声音,吃惊地喊道,jio 是何解,jio 是何解(这下怎么办,这下怎么办)?
她们的惊叫,让我也紧张了起来。我赶紧放开牛绳,下到港里,重新拾起牛绳,使劲拉拽牛绳,大声吆喝。缓了好一会儿,这黄牛才张扬和晃动着前后腿,利用腿的惯性翻过身,艰难地站了起来。我牵着牛绳,赶着牛,沿港边的坡道上去,到了老屋山上。
一路上,我观察了那黄牛好几回,也看了看牛背几次,似乎没有异样,也没有受伤。
我知道,这牛是全家的希望,也是父亲最珍惜的家产,要是摔出个好歹,那是不得了的事情。
我不敢跟家里人提起黄牛摔下桥的事。
但是,第二天中午,父亲突然问我,昨天是不是把牛摔到了桥下面。我说是。
父亲听了十分生气,怒吼着说,你晓不晓得牛翻身摔了,肠子就会缠在一起,会死!?牛摔死了,以后靠咩犁田耙地(以后靠什么犁田耙地)?
我第一次看见父亲这么愤怒,顿时吓得不行。
父亲还停不住愤怒,边责骂我,边从从墙角拿起扁担要打我。母亲赶紧拉住我往门外跑。父亲怒气冲冲,追到巷道尽头,打了我腰部一扁担,我当时疼得倒在了地上。
母亲和邻居赶紧把我扶起来,把我护进祖健表兄家的楼上,把父亲拦回了家。
第二天,母亲劝我回家,告诉我说父亲不生气了,不要怕。我回了家,躺在床上,听见母亲对父亲说,你莫再打他了,那牛又没摔伤,死不了。你就听那牛经纪瞎说,他看到那牛的肠子缠住了啊?就算是牛的肠子缠住,牛死了,你那一只牛能抵得上一个崽啊(你那一头牛能抵得上一个儿子啊)?
父亲没有说话。
不久,我去了大冶县小簊铺的后畈中学读书,几乎不回家。这期间的不知道什么时候,那黄牛就让牛经纪用一头小水牛换走了,不知道是不是跟那家换的。我猜测,父亲还是担心那黄牛摔坏了,才同意了牛经纪的交换。
换来的这头小水牛,也是夹板牛,也只是养着,也还没有到用来犁田耕地的时候。
但是不久,父亲就觉得这小水牛烈性大,架生,牵不住,以后犁田耕地不好使,还是把这水牛卖了。
父亲经常喃喃地自言自语,还是那只黄牛好。
后来,我从电视里的动物世界节目中看到,非洲马赛马拉大草原上的水牛经常被狮子、花豹追得翻来滚去,也没有听说那些牛会死。实际上,老家的水牛也经常在泥浆里翻滚,也没有生命危险。
所以,当年那牛经纪所谓的,那黄牛仰面摔到桥下肠子会绞缠会死去的说法,大概也是找个理由,想吓唬父亲,让父亲跟那家换了这头牛。
之后,从初中二年级起,直到我从大冶一中毕业考上大学,家里再也没有养过牛。
家里没了牛的那些年,凡到了“双抢”的季节,父亲就会借别人家的牛来犁田。作为回报,父亲会去替别人家挑水稻或者扯秧。“双抢”的时候,各家都忙着耕田,经常借不到牛,为了赶第二季水稻的种植时间,父亲只好和母亲、哥哥一起,用锄头挖田和耙平。红薯收割后,种小麦之前,需要犁地,父亲大部分时候也只能带着母亲和哥哥,用锄头挖地和平地。挖田挖地的劳动负荷非常大,一家人累得精疲力竭。
有一天,母亲看到父亲手上的血泡,问父亲,你手怎么了,父亲说,挖地磨的。母亲说,要不还是去借人家的牛来犁地。
父亲说,借咩阿(借什么啊),明天就挖完了。以后还是看看能不能买一只牛。
每到需要用牛的这种季节,我心中就泛起一股强烈的内疚感,因为就是我的失误,让父亲承担了那头黄牛的重活,让父亲成了一头牛。尤其是听到父亲经常对日子的无奈的叹息,和劳累后休息时沉重的鼾声的时候,我更加惭愧不已。
老家把板车称为胶轮车,当时,只有少数人家才有。胶轮车有木质的车斗、框架、拉手和两个橡胶轮子,一般都是套上绳索用牛拉着,用来运输稻谷、红薯或者苎麻,很省力。胶轮车很贵,加上还要有牛拉,这东西简直如同现在城里人的豪车一般。当年,对于我家来说,胶轮车可望不可及。
我一直感觉,父亲十分羡慕别人家的胶轮车,非常渴望家里也能有一辆。但是,还没等父亲置办胶轮车,我却把他的那头拉车的黄牛也给摔没了。
我从来没有记恨父亲当年因为那头黄牛而打我的事情。相反,我倒是觉得很对不起父亲,让他损失了一头他心爱的黄牛,让他不得不受苦受累干重活,让他的梦想灰飞烟灭。
我一直想找机会弥补我的这个过失。
1988 年年底,大学第一学期的寒假,我回家过年。有一天,在炉膛旁边,父亲跟我谈论家里杂七杂八的事情,说到开春犁田插秧时,我对父亲说,等我大学毕业了,挣了钱,给家里买好几只牛,你就养牛,不管咩事都不须管得(不论什么事情都不用管了),也不用犁田耙地了,让那几个兄弟来做。
父亲没有接我这个话,继续跟我说家里在哪里盖房子的打算,和以后我在哪里娶媳妇的想法,似乎那头黄牛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1989 年一开春,父亲在田里锄草的时候,无故地离开了我们,我再也没有机会给父亲买一头牛。
(2020 年 9 月 30 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