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

（1991 年 9 月写于重庆大学，2020 年 6 月修改于北京）

1989 年 4 月 21 日，农历三月十六，我在学校里接到“父病故速归”的加急电报，毫无准备，急忙买火车票从重庆赶回家。火车上，我没有思绪，心里只有悲痛和无奈。

火车走了约三十六个小时，加上从武汉到白沙，从白沙到太桥，回家的路途花了四十多个小时。等我回到家中时，一切都已经晚了，父亲已眠于冥土……我在父亲的坟前痛哭流涕，悲痛万分。

父亲年轻的时候长得很帅，性格开朗，喜开玩笑。但是，听人说，父亲脾气也很大，谁都不服气。他自己说过，为了逃避繁重的修建十八折水库的劳动，跟几个要好的伙伴，偷偷扒火车到武汉、九江那些地方去玩。父亲看起来不羁，但是他同母亲结婚的前一天，还在离家几十里外的网湖修防护堤。第二天是自己终生大事的日子了，他才赶紧背起被子回家。母亲后来说起来：父亲从水利工地背回来的那床蓝色印花被子，就是他们当年结婚时最像样的家当。

自从大哥出生后，父亲就安分守己了。每天起早贪黑，争着抢着去承担生产队的劳动任务，挣那几分钱一个的工分。随着孩子的增多，父亲越来越玩命，几乎每天不是扛着锄头就是背着犁耙，不是在挖红薯，就是在割谷子，不是在犁田耙地，就是在脱粒挑粮。

至今，我脑海里仍然深深地刻着父亲赶牛耕田的场景。开春的水田半干半湿，父亲左手扶着铧犁的手把，右手牵着牛绳，还拿着水竹制成的顶头系着一尺来长麻绳的牛鞭子，一边牵扯牛绳控制水牛前进的方向，一边扬起牛鞭子抽打水牛背，一边大声吆喝。水牛在水田里攒足劲奔跑，泥土在铧犁右侧边掀翻过去，田野里飘散着新翻的泥土的芬芳。八哥和喜鹊唧唧喳喳地上下翻飞，在翻开的泥土里争抢着寻找蚯蚓之类的食物。父亲身上还会背着一个竹篓，翻开的泥土里往往有泥鳅和黄鳝，父亲一条一条捉起来，放进竹篓里，带回家后，由母亲和姐姐做给我们吃。

我还记得，每到农历十月份，老家的红薯成熟了，父亲和村里的男劳力们，一个一个挑着每担一百来斤的红薯，按照生产队的分配，穿插着送到各家各户的家里去。每家每收到一担红薯，就会从父亲他们送红薯的人的手里，拿到一张粉红色的“薯子扉”，作为家里收到红薯斤两的凭证。那时候，我经常留在家里，指引父辈们把他们挑来的红薯倒在家里的哪间房子、哪个角落里。每当我从他们手里接过被汗水打湿的皱皱巴巴的薯子扉时，心里就油然而生对父亲他们的同情和敬佩。

父亲是一部机器，尽量多运转，又尽量省油。结果生活的重担使他身体严重受损。父亲的脸色变得蜡黄。晚上睡到半夜，不是劳累后的打鼾，就是对生存的无奈的叹息。

过度的劳累和始终无法改善的生活，让父亲始终闷闷不乐，“家庭琐屑往往触他之怒”（朱自清《背影》语）。但是为了生存和养儿育女，父亲还是不得不挣扎着往前走。有一次，母亲养了几只小鸡接连发病死去，父亲很不高兴，大声说：以后再养鸡，我一只一只给扔到火炉里去！可是等母亲第二年又抓来小鸡喂养的时候，父亲并没有反对。

有一年，父亲得了重病，躺在床上，疼痛难忍，绝望至极，就叫来只有 5、6 岁的大哥把桌子下的 4049 拿来，他想喝农药自杀。后来他说起来，他看到最大的孩子都只有这么大的时候，觉得再苦也要活下去，于是熬了过来。

父亲每年拼死拼活地劳作，可是家里每年还超支生产队的钱。从小，我印象里，我们家每年都是“超支户”，每次分稻谷分小麦这些口粮时，都会被队里扣下一部分，粮食永远不够吃。

每年过年前的那几天，家里根本没有欢乐，都惶惶不安地担心生产队会来收超支款。有时候为了还超支款，家里不得不让生产队的人，拉走还没有养大的猪仔抵账，或者让生产队的人从家里的仓里舀走本来就不多的稻谷抵账。

那个时候，虽然我很小，但是我还是深深地体会到了父亲内心的痛楚，一年到头，辛辛苦苦，最后都不能保证自己的家庭能吃得饱，那是多么悲惨的感觉。直到现在，我一想起来那个情景，鼻子都会发酸。我的童年同父亲当年的心情，充满了痛苦和挣扎。

我了解父亲，虽然我同他说话不多，但是我从他眼神中看出，他觉得我是最聪明的，他是最喜欢我的。父亲一直希望我认真读书，能有出息，家里什么事情，只要他能够完成的，从来不让我去做。哥哥姐姐，甚至弟弟们，都必须承担劳动，都会去割谷或插秧，挖红薯或扯花生，薅田或翻薯藤。而对于我，即使在暑假里，父亲也尽量让我在家做饭，不出去晒太阳，不出去受劳累，让我有时间做暑假作业，让我把心思搁在读书上。

我每次从学校回家，都基本上不跟父亲打招呼，只是望望他。我是从心里敬重父亲的，就算是平常的看一眼他，我也抑制不住内心对他的理解和尊重。他在我眼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男子汉，什么困苦，什么失落，他都默默忍受，从来不向人诉苦，从来不向人乞求。

农村田地包产到户后，父亲更是像任劳任怨的牛。第一年我们家的那块三角田里的稻谷产量就达到了亩产 800 多斤，得到了生产队里的奖励，父亲获得的奖品是一顶草帽，正面边沿上有一个大红色的“奖”字。父亲露出了少有的笑容，舒展开了长久紧锁的川字眉，开心地说：我现在终于为自己做田地了。

1988 年，全国高考语文作文题目是《习惯》，我以土地包产到户前后的那段时间、父亲辛勤劳作的经历为蓝本，写了一篇记叙文。我觉得，那篇作文真实又感人，应该打动了阅卷老师。

可以看出，我的考上大学，父亲是从心底里高兴和自豪的。从收到重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到我开学前的那段时间里，只要父亲坐在村子里的正屋天井边的石头上乘凉时，他一定会跟坐在一起的人说说我的高考成绩，说说我考上大学的事情。

我一上了大学，父亲就变得更加疼爱和在意我了，凡事都跟我商量，他似乎一下子就把我当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也似乎一下子就觉得我说话具有了智慧和份量一样。

1988 年底，大学第一学期结束，寒假我回家过年。有一天，父亲穿着那件褪成灰白色的黑棉袄，和我一起，坐在灶台烧火的那边，父亲边用铁火钳拨弄着炉膛里的稻草，边跟我商量家里将来在哪儿盖房子，说村里不好讨屋基，是不是去石头寨叔叔那边去盖。还问我看不看得上石头寨叔叔家从秦伏什村子抱养的那个女孩子，说长得真干整，要是结了婚，要生几个孩子就生几个孩子，不像跟城市里的女孩子结婚，只能生一个。还说，开春后又没有钱买化肥和农药了，也不知道我的学杂费能不能凑齐……

我零零散散地回答着父亲，对一些家庭琐事和困难，其实我也没有太多太好的主意。但是，那段时间，什么事情，只要我说出了我的想法之后，父亲都按照我的想法尽力去办，从不反对。

1989 年开春，我该返回学校了，父亲送我。那天，我出家门沿着小巷出去，父亲突然从后面叫住我，让我倒回来，从村里的正屋大门重新走出去。

父亲从来不相信迷信鬼魂之类的事情。可是我不知道父亲是不是因为我考上了大学要感激祖上的庇荫，还是因为冥冥之中对自己的生命已有察觉，那次他非得让我从象征家族信仰中心的正屋大门走出去。

我听了父亲的话，退回来，跟他一起，虔诚地从正屋大门稳步走出村子。

走在去往太桥的路上，港边的黄荆树叶子都已经落尽，光秃秃的，田野里，头年收割完稻子后留下的稻草，零星地散布在稻根叉上，远处的南山上也是灰蒙蒙一片，看不到一点生机。天气阴沉而又潮湿，刮着风，有点冷。父亲依旧穿着那件褪成灰白色的黑棉袄，两手相互交叉插在袖子里抱在胸前，一幅凄凉的样子。父亲脸庞土灰，爬满了皱纹，眼睛虽然有神，但是充满了血丝。我看着父亲，心里一阵痛楚。

从潘桥开往白沙的公共汽车来了。临上车前，我从口袋里拿出二十元钱，交给父亲，父亲好像有点不明白，因为他知道我所带的钱在学校也不够花。我说：开春家里不是要买化肥和农药吗？父亲没说话，接下了钱。

我走向公共汽车车门时，父亲第一次深情地低声地对我说：“捉劲读书，到了学校，写信回来。”

我点点头，差点哭出声来。他一生操劳，应该可以要求我更多，我当然可以写信回来。

汽车开远了，我从后窗向后透看，父亲仍然插着双手，站在刚才的地方，望着汽车。寒风中，尘土飞扬，我激动地向父亲挥手，直到看不见他。

春耕刚开始的时候，父亲在田里锄草时，无故地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第二天，我才收到父亲去世的电报。

按照家里人的描述，我至今还在想象着父亲去世时的场景。1989 年 4 月 20 日，农历三月十五，午夜，村外的水田里，母亲崩溃地奔向扑倒在水里的父亲，绝望地对村子方向大喊大叫救人。家里昏暗的房子里，煤油灯下，建材大哥和祖胜大哥在虔诚地给父亲沐浴，穿衣。村子的正屋里，父亲一身黑色衣服躺在门板上，头下枕着三块青色瓦片，脸色苍白，双手交叠平放在胸前，握着一把黑色纸扇，旁边坐着母亲、两位姐姐和四个兄弟，唯独没有我。二姐不停地拿纸擦拭从父亲嘴里和鼻子里流出来的血水……

父亲永远地走了，我再也看不到父亲的面容，再也听不到父亲的声音。我恨自己同父亲说话太少，以至于终生遗憾。不知道父亲是否晓得，他的儿子其实有好多话想跟他说，可惜已经没有机会了。

我在父亲的新坟上添了几捧新土，算是作为他一生为家庭操劳的慰籍，和他对我的辛勤抚养的感激了。

太桥车站的一别，成了永远。我想到父亲执意要我从正屋大门出门，莫非他自己知道那是他最后一次送我？

父亲生前一直承受生活的折磨，没有愉快过一天，如今他已命归黄泉，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彻底放下生前的担子，真正地开心起来。

父亲才 55 岁，就被生活的重担压垮在他终生耕作的土地上。为了我们整个家庭，父亲受尽了苦难。

父亲活得太累，走得太匆忙了。

（1991 年 9 月写于重庆大学，2020 年 6 月修改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