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母亲

母亲生于农历一九四一年十月初一，卒于二零二零年五月十六日（农历四月二十四）二十时十五分。

母亲走过了近八十年的人生，养育了七个儿女，含辛茹苦，温良淳朴，毫无铅华雕饰。

母亲在她还不懂事儿的时候，就从马家抱来罗家当童养媳。那时候爷爷家里穷，没有送母亲上学，母亲只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土改时期上过妇女识字班，接受过一段时间的夜校扫盲。

那时候母亲应该十岁左右，她跟我说过，当年她很热爱读书。

我上高中时，母亲曾经在我面前唱过她在识字班里学会的写字歌：写字并不巧呀，一定要记牢呀，先写上后写下，从左写到右，撇到捺呀，外到内呀，先横后写直呀，……。母亲虽然认得一些字，但其实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写过字。

村里的罗祖来大哥和母亲几乎同龄。他曾经说过，小时候，他们一群孩子经常一起在村子里玩，祖来大哥经常让母亲背他，母亲背不动，直哭。母亲小时候性格柔弱，心性胆怯。

母亲从小在村里就跟罗光义的母亲打同年。打同年，是老家以前一个交朋友的方式，就是把跟自己同年同月出生的人，认做非常亲密的朋友，如同现在的女孩子之间所谓的闺蜜，但是是同年同月出生的闺蜜。

光义的母亲其实和我同辈份，但是我从小就按照母亲的要求，称光义的母亲“同年娘”。母亲和她的同年非常要好，见了面，打招呼的时候，互称同年，经常一起交流家长里短，各自家里有什么红喜白丧的事，也会送礼和帮衬。我觉得，她们之间那种友谊简单明了，似乎与生俱来，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同年娘几年前去世了。我回老家时，母亲常常跟我提起她，十分感慨地说，人怎么说走就走了，这么快。我不忍心搭话，因为我听得出，母亲十分感叹人生的短暂和无常。我也隐约体会到了母亲对自己人生的担忧和留恋。

我印象里，母亲似乎很忍让父亲。有时候与父亲吵架，母亲从来不会像村里其他的媳妇那样，动不动就跑回娘家喊冤或者求助。我体会到可能是因为母亲从小来到罗家，感觉娘家还没有罗家亲近，就没有胆量和理由回娘家。所以每次争吵后，母亲把所有的委屈都含泪忍着，也着实难为了母亲。

从表面看，父亲有些大男子主义，母亲似乎有点怕父亲。但是，后来我体会到，父亲其实是很爱母亲的。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从来没有让母亲上山砍过柴，也几乎没有让母亲挑过红薯、稻谷之类的重担。当年，村里有不少妇女经常承担这些重活。

母亲性格开朗，脾气柔和，明白事理，从不与人争辩。相反，母亲经常用自己对于人生的理解，去劝慰邻里，去维护我们家里兄弟、妯娌之间的和睦。母亲喜好做修桥补路的事情，乐意替人分忧，做思想工作真有一套。久而久之，母亲获得了一个“马书记”的雅号。村里人跟母亲打招呼，经常是平等和开朗地称她“马书记”，母亲也乐呵呵地应答。不熟悉我们家的外村人找我们家人的时候，往往只能跟人强调“他母亲叫马书记”，否则很难找到。母亲在周围村子里，比我们晚辈都有名。

一九八八年我考上大学之后，父亲曾经跟母亲说，他身体不好，可能会早走，母亲以后能享福的，要她好好活着。

谁知道，一语成谶，一九八九年开春，父亲就走了。母亲仍然任劳任怨，独自操持家庭，精打细算，让父亲离世时还没有成家的三个儿子相继成了家，让我读完了大学。

从父亲去世起，母亲的整整三十一个寒暑，完完全全是三十一年的操劳，哪里是什么享福。

生产队年代，母亲十分勤劳，主动承担各种劳动，去挣工分，省吃俭用，养育儿女。无论是割谷插秧，挖红薯采花生，还是剥麻打麻，割麦打麦，好像除了犁田耙地之外的农活，母亲都能干。

那时候，火柴卖两分钱一盒，一斤猪肉也就七角五分钱，钱很值钱。我记得，家里任何时候都没有一分钱存留，每一分钱母亲都恨不得掰成两半来用。有一年，应该是土地包产到户之前，生产队里为了奖励村里辛苦剥苎麻的妇女们，给每人发了五元钱的奖金。下午收工后，母亲去村口的小溪边收衣服时，不小心把那五块钱弄丢了。母亲急得不得了，到处找，几乎动员了全家人。直到半夜才在小溪边的黄荆树丛下找到，母亲把那五块钱紧紧握在手里，高高兴兴地回了家。

这五块钱应该是那时候唯一的一笔在家里停留了一小段时间的款子。

生产队里的稻谷、小麦、芝麻、花生和黄豆等，几乎全部都会挑到供销社上交给国家，少量的这些主粮，和绿豆、红豆和高粱之类的杂粮会分一些给各家。红薯不好贮存不上交，也会分给各家。每每分到这些，母亲都奉为珍宝，细心地存储起来，有计划地按照日子分配这些养家的口粮。

我记忆里，那时候，蒸红薯一直是家里的主要食物，南瓜煮红豆或煮绿豆也经常吃，干红薯丝煮高粱粑也经常吃。米饭很少能吃到，因为几乎没有大米，即使有大米，也只给很小的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吃，更多的是给家里的壮劳力父亲吃。鸡鸭鱼肉只有过年才能吃到。运气好的时候，父亲可能会在水田里捉到一条鱼或几条黄鳝，那就是最好的改善了。实际上，家里人连蔬菜也很难吃到，因为那时候每家只有一小块自留地，而且因为各家要担负生产队里强大的劳动负荷，根本没有时间种植自留地里的庄稼。一年下来，家里人吃得最多的菜就是酸菜，是母亲用萝卜叶子或者盖菜叶子腌制的酸菜。夏秋季节，母亲还会把红薯叶子和红薯藤的侧茎摘下来，炒了给我们吃。

那时候的经历，对我现在的影响有三个。第一个是母亲省吃俭用艰难安排一家人的糊口的深刻记忆难以抹去；第二个是我的胃被伤得再也不能吃红薯和酸菜；第三个是觉得国家应该给生产队年代或者人民公社年代过来的农村人直接办理养老保险，不要缴纳任何费用，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一直给国家上交的粮食，就相当于现在城里人每月上缴的养老保险费。

母亲曾经跟我说起过以前老家饿死人的事情，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虽然历史上说三年自然灾害发生于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期间，但实际上，老家的灾害发生得更早，应该从一九五八年就开始了。对于老家，也许可以叫做四年自然灾害。

母亲说，那时候家里煮粥吃，都会尽量多放一些水，粥里也会放进蒿草或野菜。爷爷经常吃又麻又涩的苎麻根，导致长期便秘，痛苦不堪。村里很多人因为营养不良而水肿，个个都软弱无力，有时候会有人倒在村口，无人过问。

这个上世纪五十年代最为严重的自然灾害，给村里人包括母亲在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恶梦一般的恐怖印象。直至现在这些年，每当我们狼吞虎咽地吃东西的时候，母亲都会嗔怪地说我们：慢点吃！莫跟那五八年一样！

母亲说的时候，把“五八年”三个字说得连得很紧密，“五八年”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村子里老人口中的一个特定名词，代表饥饿、恐怖和死亡，用来形容贪吃和贫穷。

母亲从此变得十分珍惜粮食，也养成了节约粮食和贮存食物的习惯。家里阁楼上大大小小的陶缸里，保存着的各种可以吃的东西，母亲从来不让我们乱动或偷吃。她会按照季节和需求，小心翼翼地分配着给家里人吃，保证细水长流。

我参加工作后的头三四年，几乎把所有的收入都寄给了母亲，以缓解家里的生活压力。后来我成家了，孩子大了，条件慢慢地好起来了，也更多地给母亲寄钱。但是，母亲省吃俭用惯了，越是给她大钱，她越是舍不得花。有时候，我春节回老家，给母亲三五千整齐的连号钞票，第二年回老家时，她还存放在柜子里一分都没花。我和媳妇给她买的鞋子和衣服，她也舍不得穿。即使偶尔穿一次，也会立即洗干净之后，小心地收拾起来放好。母亲平时经常吃一些前一天的剩菜剩饭，打发自己。这大概就是母亲小时候吃苦吃怕了，养成的朴素节俭的生活习惯。

老家有一道食物，叫杂烩。我至今都不知道该把这道食物叫做菜肴还是主食。一般都是在过年，或者办红喜白丧事的时候，才做杂烩。就是把红薯粉丁，折子粉段，猪血块，黄豆粒，干竹笋等等，混在一起炖熟，搁上猪油，吃起来十分可口，营养也很丰富。母亲很会做这道食物。光付跟我提起过，几年前，镇上和县里的干部曾经来村里检查扶贫项目落实情况，村委会请他们吃家常便饭时，就请了母亲去做杂烩。干部们吃了，纷纷称赞味道好，询问是谁做的，并且纷纷说要把剩下的杂烩带一些回家，给家里媳妇和孩子尝尝。母亲听说了干部们的称赞，乐得合不拢嘴，我有一次给母亲打电话时，她还跟我炫耀过这事。

母亲也很会制作豆腐。每年春节前，母亲会把当年收获的黄豆用水浸透，和姐姐一起，用石磨磨成浆。然后，姐姐会烧上一大锅水，母亲用纱布做的袋子将豆浆过滤，豆渣收集到一起，做成团，发酵后切成小块，炒菜吃。浓浓的乳白色的豆浆流入大锅中，随锅里的热水一起烧开，直到煮熟。母亲把煮熟的豆浆舀到一口很大的陶缸里，等豆浆温度稍微下降了一些之后，母亲将熟石膏粉调成稀汤，洒入陶缸的热豆浆里，用长柄勺子搅拌均匀，用木锅盖将陶缸盖好。过了二十来分钟，豆浆就凝固成了豆腐脑，雪白的豆腐脑上面零星地分布着一些小沟槽，淡黄色的卤水在豆腐脑上面杂乱地联系着。

这时候，母亲会给我盛上一碗豆腐脑，放上白糖，给我吃。至今，我吃豆腐脑时仍然喜欢放糖，就是那时候留下来的记忆和习惯。

接下来，母亲将豆腐脑舀到四周牵起的纱布里，包好后抬到桌子上，然后用厚实的大菜板压住，菜板上面搁上一块石磨或者大石头，卤水顺着桌子边沿叮叮当当地流到地上的大脚盆里。大概两个时辰后，豆腐就成型了。母亲层层打开纱布，用菜刀将豆腐划成七、八公分见方的小块，小心谨慎地把每一块豆腐托到装有凉水的桶里浸着，等过年时和过年后，慢慢吃。

后来，由于村里有了黄豆磨浆机，加上岁数大了，母亲就不怎么制作豆腐了。但是，一旦村里有卖豆腐的人来了，母亲肯定会买了或者拿黄豆换了几块，做成海带豆腐汤或者豆腐煮鱼，特别是我回家的时候。

老家还有做印子粑的风俗，这是我们阳新县过年时最隆重的仪式。印子粑分两种，一种是高梁做的红粑，代表日子越过越红火；一种是大米做的白粑，蒸熟后在粑中心处点上品红，代表丰收、喜庆和圣洁。

春节前，家里请来邻居帮忙，一起制作印子粑。腊月二十四过小年时，开始洗米浸米，以籼米为主，兑进一些糯米。母亲带着哥哥姐姐用石碓把米舂成粉，用筛箩筛粉，用井水揉和，用木质的粑印印成粑，放入竹质的蒸笼中蒸熟。然后趁热取出来，一个一个地交叠一圈一圈地斜铺在竹编的晒筐里，如同排列好的多米诺骨牌一般。

做粑的时候，母亲负责揉和米粉，制作剂子，邻居的妇女和孩子们负责用粑印制作印子粑。木质粑印在晒筐边上磕出印子粑时发出的那种哐哐哐的声音，以及大人小孩唧唧喳喳兴奋地期待新年的样子，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第一笼印子粑出笼后，母亲会很慷慨地拿出一些分给大家吃。一屋子的人，边吃边啧啧称赞，做得真好，做得真好。冷却后的印子粑，母亲会统一收到一个大陶缸里，用水浸着，防止发霉。过春节时，就用印子粑煮了折子粉或者油面来待客，或者作为礼品送给亲友。

在我的童年时期，每到下雨天不能出去干农活的时候，母亲就会拿出针线，给我们补衣服，钉扣子，纳布鞋底，拆洗枕头和被子。我记得，小时候每年过年了，母亲就会给我们做那种灯芯绒布料的敞口的布鞋，穿起来特别松软。母亲用米汤浆过的蓝色印花被子，钉好后，盖在身上，有米饭的香味，十分舒服。有时候，夏秋的晚上，母亲在昏黄的煤油灯下纳鞋底，我在灯下做作业，那场景让人终生难忘。

母亲虽然文化不高，但是一直支持我读书。一九八四年，我在大冶县大簊铺乡后畈中学初二下学期时，大箕铺全乡要选拔优等学生到乡重点中学。后畈中学教导主任和我班主任怕好学生考走了，影响后畈中学升学率，就动员我不要参加选拔考试，直接留在后畈中学，学校承诺可以免除我以后的所有学杂费、书本费。

我跟老师说，我先回家问问我母亲。当时，母亲正在村里的洋灰桥下洗衣服。母亲听了，说，还是去考，你能读到哪里，我就供你到哪里。当时我听了，觉得母亲真的是太伟大，太有远见了！现在想起母亲说的那句话，我都热泪盈眶。

最终，我以后畈中学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大箕铺中心中学，在那里读完了初中，考上了大冶一中。

母亲非常高兴，鼓励我说，捉劲读书，家里的事情不要担心。

我还记得，我上小学时，母亲曾经给我出过一道鸡兔同笼的计算题。我拿了本和笔，跑到村里正屋的一个角落里，算了半天，才凑出有几只兔子几只鸡。后来上了初中，才知道那就是个二元一次方程的问题，感觉没有难度了。

母亲还给我们兄弟姐妹们出过一个谜语：枫树结枫球，桐籽打桐油，木马三只脚，黄牯一头牛。我们猜来猜去也没有猜中。母亲最后说，这就是一个明谜，谜底就在谜面里。

母亲喜欢唱歌，会唱《南泥湾》，会唱《四季歌》，会唱《花好月圆》等等。夏天的时候，在老家的院子里，母亲经常和光树哥的妻子吴雪一起，坐在竹床边上，摇着蒲扇，拿着三弟打印的黄梅戏戏文，有模有样地唱着黄梅戏，充满无穷的乐趣。

即使到了近八十岁，母亲心态仍然很年轻，经常跟二姐，兄弟几个，还有侄女一起，拍抖音短视频，乐此不疲。母亲一看到他们拍抖音视频，就会主动问，我要不要来？我是何演？还会亲自去准备服装、头巾或袖箍之类的道具。

家族微信群里，二姐、弟弟或侄女经常发送一些有母亲参与的抖音短视频，有时候母亲饰演洪湖赤卫队里韩英的母亲，二姐饰演韩英；有时候饰演济公，拿着一把破蒲扇摇着；有时候饰演艄公，随着音乐摇着旱船等等，逗得我们开怀大笑。

母亲性格很开朗活泼，耳聪目明，声如洪钟，没有一根白头发。只是因为痛风，导致腿脚不灵便。还有，十多年前的一个夏天，母亲上楼时，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了下来，落下了头痛头晕的毛病。母亲血压也一直偏高，我经常劝她要少吃盐，不要多吃油腻。她很听我的，说，晓得，我不多吃咸的，不多吃油的。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我儿子出生了，母亲立刻从老家赶来北京，帮我们看孩子。那时候，我们一家三口和母亲住在二院二街坊二零五筒子楼十号，房子面积仅仅十二平米，家里除了两张床之外，几乎放不下别的家什，煤气罐锅碗瓢盆等都放在门口的过道里。母亲每天给孩子喂牛奶，换尿布，给孩子洗澡，换衣服。每天中午，母亲还要负责做饭，非常劳累。母亲没有任何怨言，把我儿子带到了半岁大，又不得已返回老家，帮我弟弟看孩子去了。

后来的一些年，母亲经常会在电话里问起我儿子，罗辑怎么样啊？他好不好？过年你们一起回来不？

如今，我一看到母亲当年给我儿子洗澡和给我儿子换衣服的照片，就会想到母亲的辛苦。

八、九年前，母亲托人给自己拍了几张照片，并请人用电脑修饰制作了一套，用相框裱好，说是将来去世了用。我当时听了心里一惊，母亲竟然开始如此看淡生死。她还不止一次地跟我说过，以后她去世了，不想火化，而且一定要跟父亲合葬在一起。我没有说话，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是我已经在心里默默地答应了她。

二零二零年五月十六日，母亲头晕，家里人把她送到陈保畈的诊所，医生说没有办法了，尽快送回家去。按照老家的风俗，在家外面去世的人，是不能进入正屋，不能进入正屋灵堂的。弟弟们请延安夫妇、光发夫妇和光富夫妇帮忙，一起把母亲抬回了家。两位姐姐和姐夫到齐之后，母亲终于落了气。

两位姐姐说，母亲落气之前，虽然不能动弹，但是神智还没有完全昏迷，她们哭喊母亲时，母亲不停地流眼泪。母亲其实对人生十分留恋，不愿意离开我们，不愿意离开这个家。

五月十六日二十点十五分，母亲带着无限的留恋，走了。家里的兄弟姐妹，嫂子弟媳，还有后辈侄子侄女和外甥，纷纷从四面八方赶回来。即使是几位侄女，一见到母亲的遗容，也都控制不住痛哭流涕。

父亲早于一九八九年四月离世，父亲的坟茔在老屋山上，临村子不远，几乎在小山坡顶上，俯瞰菱角塘，山底下靠左边就是父亲当年倒下的那块田地。

大姐夫觉得父亲那块坟地风水不是太好，说母亲就不要安葬在那里了。另选一块地方安葬母亲，过几年，再把父亲的坟茔迁移到母亲坟边上，让他们合葬在一起。

五月十八日上午，大姐夫请来了风水先生，我们几个人陪同风水先生一起，在村子上游的两座山上目测、对比和选择，为母亲寻找下葬的地方。

走在去往山上的田埂间或池塘边，初夏的微风吹来一阵阵水波的味道，山坡上低矮的竹子，墨绿的麦冬草，还有那些不知道名字的灌木和野草，生机勃勃。放眼望去，远处的父子山就像水洗了一样碧绿，与山顶相连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一片蔚蓝。家乡没有多大改变，还是那么静，那么纯。

恍惚中，我感觉自己回到了四十多年前在这里度过的孩童年代。

我看到了父亲正在水田里，扬起鞭子大声吆喝赶着水牛耕田，水牛一路狂奔，泥土在铁犁的右侧边掀翻过去，田野里充满了新翻开的泥土的芬芳。八哥和喜鹊上下翻飞，在新翻开的泥土里寻找肥壮的乌黑色蚯蚓或者卷曲的乳白色肉虫。旁边已经整理好的水田里，母亲和村里其他的女人一起，挽着裤脚，排成一行，正在插秧。男人们和女人们相互大声说着话，田野里传来一阵阵欢声笑语。

经过村口的洋灰桥时，我想起来母亲经常在桥下给我们洗衣服，我似乎还能听到母亲用木锤捶打衣服的声音，也似乎看到母亲正在抖开刚洗的湿衣服，平铺晾晒在港边的黄荆树树叉上。冬天的早晨，母亲会提着一篮子红薯，在桥边的小溪水里洗干净，拿回家做成早饭。夏天暑假的时候，母亲经常会从桥下的溪水里捞起来浸了一晚上的苎麻，挑去正屋里分给我们，脱去苎麻表皮。

那时候，母亲不过四十来岁，风华正茂。如今，时光已逝，但所有的事情，仿佛就在昨天刚刚发生一样。

最终，风水大师选定了一块冲向父子山方向的地块，作为母亲的坟地。大哥和姐夫都很满意，我也很满意。

那块坟地在一座小山上，山上虽然没有高大的林木，却也是绿草莹莹，一片盎然，仿佛母亲一生走过的日子，虽然简简单单，默默无闻，但却真真切切，踏踏实实。

五月二十三日，我要回北京了。二十二日傍晚，我和兄弟、侄子，还有姐夫、姐姐一起，又来到了母亲的坟前。我们放上供果，各自焚香三炷，点燃鞭炮，跪拜母亲。跪拜时，我心里默念：我要回北京了，您要保佑我和李莉娟身体健康，工作顺心，保佑罗辑在外平安，学业有成。并告诉母亲，年底我会回来看她。

五月二十三日清晨五点，我照样早早地醒来了。家乡的清晨比我醒来得更早，大门前已经洒满了金色的阳光，后院的桃树和樟树叶上挂满露珠，林间传来各种小鸟的鸣叫声。我似乎感觉到母亲还在，还像之前我在老家刚起床时一样，母亲或者正在打扫院子，或者正在后院的水井边洗菜，或者正在厨房里给我煮鸡蛋、烧洗脸的热水，或者正在拉开大门，迎接新的一天的到来。

但是，现在，老家房子里再也没有了母亲蹒跚的身影，再也听不到她干脆清晰地喊我的声音。大哥说，母亲走了，真不习惯；两位姐姐说，母亲走了，真不习惯；五弟说，以后晚班下班回家，再也等不到母亲给他开门了；五弟的儿子说，奶奶走了，她养的那么多小鸡小鸭怎么办？

而对于我，已经感觉到，母亲在世时，把兄弟姐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条纽带，一下子松垮了一些，那个在血脉里把大家凝聚在一起的力量，一下子弱小了一些。我担心，没有了母亲，兄弟姐妹们会不会变成了失去向心力的圆周上的物体，随时会沿着圆周切线方向飞了出去，越飞越远。

母亲驾鹤西游，从此老家似乎不再具有以前那种梦一般吸引我的魔力。母亲在世时，我回老家可以不需要任何理由，也可以选择任何时间。而从现在开始，感觉要回老家，就需要理直气壮的原由和无懈可击的时机。因为，我怕村子里的人见到我时，会不经意地问我，你回来做咩（你回来做什么）？那时候，我肯定无法回答。

几个兄弟和弟媳妇一再解释，不要因为母亲不在了，而担心他们不和睦，也一再表示欢迎我随时回老家。兄弟们还说，而且毕竟母亲和父亲的坟茔还在这里，我也需要常回来给他们扫扫墓，缅怀他们。

回北京的旅途中，我心情还是难以平复，心里不停地念叨：母亲，我会永远想念您。您到了那边，见到父亲，告诉他，三十多年来，我也一直在想念他。

母亲，愿您在天之灵能安息！

母亲，下辈子我还做您儿子！

（2020 年 5 月 24 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