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

我至今都计算不明白，我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上小学的，只记得第一年上学，是稀里糊涂毫无概念地跟着一帮孩子进的学校。

那个时候，小学在村子里的一个仓库里，仓库出门左前方很开阔，是操场。

所谓的教室，只是原来用来存放粮食或农具的一间一间的小屋子改造的，非常潮湿昏暗，阴天或者晚上几乎没法上课。上课对我们这些村里的孩子来说，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从来就没有完整过。似乎上学不是我们那时候的正事儿一样，每天只是机械地上学来，麻木地回家去。

我记得，小学二三年级时，学了用珠算从 1 加到 36 的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的加法口诀，学了向阳大队今年丰收了亩产粮食多少斤照这样计算一个大队的收成多少斤的应用题，学了四川省大邑县大地主刘文彩剥削农民的阶级斗争故事，也学了内蒙古草原英雄小姐妹冒风雪找羊之类的思想教育故事，等等。具体掌握了什么，实在是想不起来。

当时，我的班主任叫吴风雁，还有我们村子里的罗红刚老师也教过我。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由于家里没钱，我没有买算术作业本，没交作业，吴风雁老师很不高兴，打了我一个耳光。我回家委屈地跟母亲说了，母亲就让我大姐拿了一点苎麻去卖，给我买了作业本。我记得很清楚，是那种淡蓝色封面，B5 幅面的作业本，五分钱一本，封面很软，一些里页中夹杂着一些沙子一样的硬颗粒，膈应圆珠笔。

我在这个小学里加入了少先队，罗光彩表哥的二姐给我系的红领巾，是夏天。由于没穿上衣，光着膀子，露出了我胸口的那块伤疤，当时让我感觉到自卑不已。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和狭隘。

后来小学不在村里办了，转到同斗小学，就是吴家二房对面那个学校。

这所学校离家比较远，我们每天搭伴走来走去。冬天的时候，会带着用破瓷碗做的火笼，放上木炭点了烤手。春天的时候，会在麦地里乱跑，踩坏一片麦苗，或者在油菜田里乱钻，头发和衣服上全是金黄色的小花瓣。夏天的时候，经常躲学，去水塘里洗澡，去田地里偷瓜果，或者跟三喜他们去水渠里斛鱼。寒假的时候，盼着过年，盼着好吃的。暑假的时候，就帮家里双枪，割谷或者插秧。

当时，我记得有一位名叫吴高生的语文老师，他很有幽默感，讲课时让我们笑得一塌糊涂。吴老师特别喜欢说普通话，但是他死活不改口不认错，硬是要把“毛主席”三个字读成“毛举席”的人。那时候，我一直以为吴高生老师的普通话是最准确的，现在看来，他读的那三个字还是挺准确。

在这所小学，我印象最深的事情是，毛主席去世的 1976 年 9 月份，那时候，我大概九岁。天气很热，学校里到处是横幅、花圈和挽联，几乎都写着永垂不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之类的。附近村子里的男女老少都集中到了学校里面和学校周围的山坡上。大喇叭不停地放着哀乐，人人胸前戴白花，个个胳臂戴黑纱。大家都在哭，我被这庄严肃穆的气氛感染了，也莫名其妙地跟着大人一起流下眼泪来。

再后来，小学又转到我们村子上游的柯虎门。我在那里上五年级。那个年代的小学是五年制，因为要考初中了，为了好好读书，我们都带煤油灯去学校上自习，是那种用广口罐头瓶加上铁丝、棉线什么的做的煤油灯。

一到天黑，教室里就开始亮起来昏黄色的煤油灯火，满教室飘着煤油燃烧后的味道。晚上九点来钟，同学们就各自提着煤油灯照明回家。于是，一到放学，学校四周的田间小路上，就延伸着一条条跳动的昏黄色的亮光，宛如一路萤火虫……

小学四年级起，父亲就到了柯虎门村我所在的这所小学的食堂里做饭。五年级的时候，我就经常同父亲一起，住在学校。

同班同学里有一位女生，学名叫吴玉梅，小名叫细教。她开朗活泼，经常爽朗地笑，欢快地跑，一副疯丫头的样子。

五年级的时候，她就坐在我的后排，她叽叽喳喳的话语和笑声，经常引得我转过头去看她。她也会报以微笑，或者问一句，看乜呀？

后来的某一天，吴玉梅从我这儿借走一杆黑色钢笔。过几天，她说给弄丢了，还了我一杆墨绿色钢笔。

我的初中

1980 年，我稀里糊涂地来到潘桥公社中心中学，上初中。

第一天，我就在校园里看见了吴玉梅，她不跟我一个班。

在那里，我记忆最深的是董美玉、袁观水、吴高风几位老师。

董美玉老师是班主任，教语文，很讲究礼仪。我记得有一次我母亲和我大姐去潘桥办什么事情，顺便去潘桥中心中学看我。董老师看到我和母亲、姐姐在一起说话，看着我，问我母亲，哦，这是你们家公子啊？

当时我看到我母亲很惊讶很高兴，我也觉得董老师真是讲究。

袁观水老师十分风趣，教我们英语，对我英语成绩帮助不少。想起来，英语大概也就是当年我学得最好的一门学科了。为了感谢袁老师的教育，在某一年的春节后，我母亲让我送了两条腊鱼给袁老师。

吴高风老师是数学老师，经常把一些数学知识编成顺口溜，方便我们记忆，比如勾股定理，他就用不正常的断句编出一个押韵的“勾三股，四玄五”来。

1983 年，我在湖北省阳新县白沙地区潘桥公社的潘桥中心中学参加了中考。

这次中考一败涂地。我记得数学物理化学语文政治英语几门课总分加起来才 360 分，极其的低，上不了好高中。

于是我哥哥和我大姐夫把我转到大冶小基铺的后畈中学，从初二开始复读。后畈中学位于翻越父子山从大王到 106 国道的那个路口附近，好像那个路口叫叉路口。

我刚到后畈中学的时候，没有什么像样的衣服穿，母亲就把大姐穿的蓝色的确良上衣上边左右各加了一块同颜色的假口袋盖，作为我的上衣。裤子是大哥穿剩的绿色军装裤，膝盖上都磨出了很多小窟窿。

在后畈中学上初中期间，为了省车钱，我都是三、四个星期才回一次罗家六房。学校的同学都是周围村子里的，一到周六他们都回家了，整个学校的学生就剩我一个人，孤零零的。我经常趴在宿舍里并排的通铺床上，想哭。

周六下午学校还不开火不蒸饭。为了省钱，我就不吃晚饭，一直到第二天周日中午才去街上买一个五分钱一个的馒头吃。

后来，有一位教我英语的叫李梅玉的女老师，她家就住在学校里，她发现了我这样后，叫我去她家吃饭，我不肯去，她就经常让她侄子端饭给我吃，把我感动得一辈子都忘不了。每次吃着李老师家的米饭或者面条，我就禁不住流下眼泪。

有一次，我在课堂上玩从同班同学舒晓刚那儿借来的魔方，被李梅玉老师看见，没收了。

她叫我去办公室，看着我的衣服，批评我说，你看，你家庭条件肯定很不好，穿这样的衣服，你还不好好学习，还在课堂上玩东西，你对得起你父母吗？你不好好学习，将来怎么报答你的父母？

我听了之后，十分内疚和感动。

她把魔方还给了我，充满理解地说，你借的舒晓刚的吧？快还给别人。李老师知道，如果没收这个魔方，我肯定还不起舒晓刚同学。

从此之后，直到大学毕业，我再也没在任何课堂上开过小差。

在后畈中学初二下学期时，大基铺全乡要选拔优等学生到乡重点中学，我以后畈中学第一名、大基铺乡十分靠前的成绩，考进了大基铺中学。

当时，考试前，后畈中学教导主任找到我，动员我不要参加考试，直接留在后畈中学，学校可以免除我以后的所有学杂费。

我回家问我母亲，当时母亲正在村里的洋灰桥下洗衣服。母亲听了，说，还是去考，你能读到哪里，我就供你到哪里。当时我听了，觉得母亲真的是太伟大！太有远见了！现在想起母亲说的那句话，我都热泪盈眶。

在大基铺中学的时候，我们的英语老师叫卢本法。有一次，他提问我，我就用阳新方言回答他的问题，结果他听不懂，来回问。我着急了，就直接用英语回答他的问题。他听完后，说：“我教英语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有学生直接用英语回答我的问题，很好！”他的话，给我莫大的鼓励。我的英语成绩在班上一直无人能敌。

有一年的中秋节学校放假，我想家了，但是又没有钱坐车，我就直接从大基铺走回家。

当时我还不熟悉路程，只是凭借印象，按照大方向走。为了省路程，和不迷路，我没有沿主路走，而是弯路向我外婆家那个方向步行。我从中午 1 点钟左右出发，一直走到晚上 8 点才到家。我记得很清楚，我一到家，就听到从隔壁罗祖来大哥家传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播送完了”的声音，当年那个节目应该是晚上 8 点结束。

母亲看见我这么晚回到家，问我，“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我说我想家了，眼泪就止不住流了下来。幸亏当时是晚上，家里的煤油灯灯光昏暗不堪，家里人没有发现。

第二天上午，我又依依不舍地离开家，心里哭着，返回学校。

其实，那些年，我独自外出读书，感觉十分孤独，非常想家，极其不愿意去学校。

我的高中

1985 年的初三下学期，中考到了，为了保险，我大哥非得让我同时参加大冶县和阳新县的中考。那时候两边的中考正好错开了，在大冶县的大基铺乡考完后，接着去阳新县的白沙区考试。

我记得，当年我大哥联系了枫树下村的那个赤马中学去办手续，参加阳新县的中考。因为那个时候，村子里的罗光裕大哥在那里教书，就是罗红春、罗红夏的父亲。

我同时参加的大冶县和阳新县的中考，成绩都很好，两边分数就相差两分，大冶的 577，阳新的 575。其中，在大冶大基铺乡那边的成绩很靠前，而且英语考的是满分 100 分。在赤马中学报名参加的 575 的分数，在白沙这一片是第一名，而且把第二名甩开大约 40、50 分。

这次中考，发挥得很好。

通过两次中考成绩的对比，我终于明白，在学习上，我不是不聪明，而是以前没有开窍。

暑假期间，我们咸宁地区最有名的高中鄂南高中的两位招生办的老师来到我们村子罗家六房，要面试我，想把我录取到他们高中。

当时是“双抢”农忙时节，我正在村子里下梚塘那边，同我父亲母亲一起挖田平田（因为我摔走了那头黄牛，家里没有牛了，只能手工挖田平田）。我挽着裤脚带着泥腿就去见那两位老师。后来，也许是因为我是复读的，鄂南高中没有录取我。

由于大冶、阳新的高中两边都录取了我，我可以选择去任何一个县去上高中。

我父亲征求我去哪里上高中的意见，我觉得大冶那边的孩子都有钱，成绩也都不错，我就说，宁当鸡头，不为凤尾，决定去阳新二中。再加上，当年大冶一中还要补充体育考试，我由于身体素质差，体育不好，不敢参加，就放弃了大冶一中。

于是，1985 年，我就近到了我们县浮屠街的阳新二中上高中。

高一的第一学期的期中考试，我考得了全校高中一年级总共八个班的第一名。我们那位班主任罗克勤老师十分自豪。

但是，在这不足一学期的经历中，我觉得阳新二中条件很不好，学生人数出奇地多，教室、宿舍和食堂拥挤不堪，下雨天校园里都是黄泥巴，处处泥泞，寸步难行。

在大箕铺中学时，我曾经参加过黄石市的英语竞赛和数学竞赛，在大冶一中接受过培训，很羡慕大冶一中他们那边的教学条件和校园环境，几乎与后来我就读的重庆大学的条件没有差距。

我实在是忍受不了二中的环境，就在高一第一学期还有一两个星期就到了期末考试的时候，我分别写信给大冶一中教导主任黄老师和当年辅导我数学竞赛题的那位数学老师，说明我参加过他们县的中考和各科成绩，是被大冶一中录取了的。

一周后，那位数学老师给我回了信，同意我春节前参加他们的期末考试，通过了考试，就可以留在大冶一中。

我拎着一塑料桶书和文具，搭乘那个下午的最后一趟长途车，去了大冶一中。就在这辆长途车上，我丢失了吴玉梅在小学五年级时送我的那杆墨绿色钢笔。

我以较好的成绩通过了大冶一中的期末考试。于 1986 年春节后去了大冶一中上高中，分到了一（6）班。

第二天，我在大冶一中校门口碰见了大箕铺中学时的初中同班同学邹玉竹。她吃惊地问，嗯，你也在一中啊？怎么从来没见到过你？

我在大冶一中一直读到 1988 年。期间都是每个月初从家里扛上四十斤大米，交给学校换取饭票，然后我计算着日子度过每一天。家里没有钱和粮票给我用来购买学校的饭票。

我至今还在钦佩自己当年的主意和自立，现在的孩子像我当年这么大的时候，很少能独立做到这些事情。

我的大学

1988 年夏天，我在湖北省大冶县的大冶一中参加了全国高考，成绩 555 分（满分 710 分）。我记得，其中数学（105/120）分，英语（88/100）分。

我被重庆大学电气工程系录取了，学习四年。

从初中时起，我的英语成绩一直很好，在大学里也不例外。我记得，大学第二年，也就是 1990 年，我参加了全国的 CET-4 考试，考得了 91.5 分（满分 100 分），取得全校第二名，第一名是一位外语系的学生。学校给我发了 70 块钱的奖金，我高兴地写信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母亲。

大学里，我最害怕的学科是高等数学和计算机语言，至今我都想不起来当年我是怎么通过这些课程的考试取得学分的。

由于家庭困难，我一上学就申请了助学贷款，每月 25 元，一年 10 个月总共 250 元，四年总共 1000 元。相比现在，当年的 25 元，加上 9 块钱的补贴，和不定量的奖学金，差不多可以支持我一个月的吃喝开销。

大学第二学期一开始，父亲在田里锄草时无故地离开了我们。家里顿时失去了栋梁一般。我回家奔丧时，同班同学给我捐了款，我到家后握着母亲的手，劝慰她不要伤心，并把同学们的一卷捐款交给母亲，说，开春要买化肥农药，留着用。

父亲走了之后，我再也不敢开口向家里要钱。每年春节结束返回学校前，都是两位姐夫多多少少地给我一些钱，加上助学贷款和奖学金，让我读完了四年大学。

大学毕业的时候，学校给了个优惠政策，只要离校前一次还清助学贷款，可以打八折，也就是只要还学校 800 块钱，这是十分诱人的。

但是我家里根本拿不出这 800 块。于是，最后一学期的时候，我利用毕业设计的下午的空余时间，外出打麻将。

那个时候，重庆人打麻将的规矩是，不管输赢，你可以随时离场。我每次只带 30 块钱，只要赢到 30 块钱以上，或者输光了我带的 30 块钱，我就回学校。因为打一次麻将的输赢是起伏的，总是一段时间赢一段时间输，我每次都几乎是赢了才离开。结果，一个来月的时间，我就攒到了 500 多块。

不久，我们班的马继荣同学知道了我打牌的事情，一个夏天的傍晚，在宿舍二层的楼道里，我和马继荣光着膀子坐在地上聊天。马继荣跟我说到，你以后别去打牌了，不好。你还差多少钱，我让我爸妈寄给我，我先借给你，你上班之后还我，可以吗？

我非常感动，说，不用了，谢谢，我自己想办法吧。我接着说，我答应他，我以后不去打牌了。

后来，我女朋友，就是我现在的媳妇，发现怎么老是到了下午就看不到我，我就只好承认打麻将去了。

于是，她就让她姐姐给她寄了 300 块钱，凑在一起帮我还清了 800 块钱的贷款。这 300 块钱，让我终生难忘。

我至今都认为，我当年打麻将真的是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为了保证自己能够轻松地活下去。

当时，在重庆大学快毕业的那年，一位教我们《电机测试》专业课的姓王的女教授，在我《电机测试》课考试快结束的课堂上，跟我说我英语好，专业成绩也不错，希望我报考她门下的研究生。我跟她说，我家里困难，我想本科毕业就参加工作，不想读研究生了。王教授有些遗憾地说，那，随你吧。

现在，我自己想起来也感觉到真是遗憾。如果那个时候家里条件好，我应该还可以多上两年学的。

四年后的 1992 年，我分配到了北京，在航天二院工作，一直到现在。

我的成长道路上布满荆棘和坎坷，家里人也没有文化，那时候虽然我很小，但是很多事情都是我自己在考虑和安排。 我求学期间经历的这些落魄和困难磨练了我，让我一直保持初心，一直不曾改变，让我懂得为人低调，懂得知恩图报，尤其让我懂得人生不易，懂得不图名利。

（2020 年 3 月 12 日于北京）